四年多前到上海。之后每每和同在上海的吴江老友们聚，总免不了感慨家乡生活之安逸。一份清闲的工作，中午都能骑着自行车回家吃饭，挣的钱或许并不比在上海辛苦忙碌的少，还省却了房价的烦恼。陪在父母身边，也能早早结婚生子尽享天伦，虽谈不上什么理想，却是他人无法鄙薄的幸福。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回去呢？我们总将之归结于“不甘心”。如果早知道自己想要过的是舒适缓慢的小城生活，那完全不需要读什么名牌大学，还一读就是这么多年。在二流、三流的学校混上三四年，回去都一样。但既然已经用功了那么些年，既然已经出来了，怎么能轻易回去。
用“不甘心”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终究不够有力，这更像是跟自己较真，理性败给了那口气。渐渐的，我在停止怀旧、开始享受现在这样忙碌充实的生活后，悟出了另一个理由：我们拥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我们可以回去，随时都行，只要我们真的想。不管要放弃多少，只要选择了回去，我们就可以过上我在第一段中描绘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待在家乡，即便某一天愿意放弃安逸、跑到上海打拼，有些事情也终究是不可能做到的了。其实说到底，我们从小开始的所有的努力，以及那些“人往高处走”、“争做人上人”之类过于功利的教条，都是为了给将来增加可选项。至于之后如何去选择，则见仁见智，我们谁都无法评判另一个人的价值观。但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其好处却是不容置疑的。我决不是在说我们应该将不停歇地努力去获得更多余地为生活之终极目标，而是说当你用幸福快乐等标准来审视自己目前的行为与状态，发现了矛盾、由此生出疑惑、失望时，你至少可以跳出主观感受的局限，更客观地评价你所有努力的价值。
近来读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论著《生活水准》，惊喜地发现他的观点竟和我的如此一致。他批评了用效用来衡量生活水准的方式，因为效用，不管是将富裕直接视作效用还是将快乐幸福欲望的满足等等视作效用，都过强地受到了人心理状态的影响，是一种不确定的、主观的标准。因此，他提出了他的衡量生活水准的路径，即依据一个人实现功能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高了、能做的事情多了，生活水准就是高了。这是一个客观的标准，至于个人是否看重这个可行能力、是否真的会去做这件事，则是另一个问题。
今天其实是看了卉卉的日志后有感而发。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迷惘，不知身为上海小白领疲于奔波究竟为何，可行能力（也即生活水准）的提高恐怕是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一个实实在在的理由。虽然幸福感并不完全取决于生活水准的高低，但选择权却在我们自己。正如一年前卉卉你可以放弃加州的阳光和高薪跑到上海来工作，就和我现在一样，而我要成为一年前的你却绝非易事。不用再考量我们到底谁更羡慕谁，那时你的选择余地真的比我大。而你现在的余地，也依然大到让你无需因别人看得见的幸福而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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